张健新中国文学史课后习题答案

达聪 • 2022年7月27日 pm6:29 • 升学考研

张健《新中国文学史》配套题库【名校考研真题＋课后习题＋章节题库＋模拟试题】

第一部分为名校考研真题。精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考研真题，以帮助学员通过真题部分的练习来熟悉考研真题的特点，并测试自己的水平。
第二部分为课后习题。参考大量相关资料对该教材的课（章）后习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并对相关重要知识点进行了延伸和归纳。
第三部分为章节题库。遵循张健《新中国文学史》的章目编排，精选详析了部分名校近年的考研真题，同时针对该教材的重难点相应整理了典型题，并对题库中的试题进行详细解析。
第四部分为模拟试题。根据历年考研真题的命题规律及热门考点进行押题，通过模拟试题的练习，学员既可以用来检测学习该考试科目的效果，又可以用来评估对自己的应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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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新中国文学史》课后习题答案

第1章小说（上）
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小说创作的分析及其主要的特点。
答：新中国小说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包括前17年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在内的前27年，即1949年10月到1976年10月。这个时期总的趋势是沿着“讲话”的方向和解放区文艺业已形成的特点向前延续的，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紧密，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民族形式的继承。建国之初的小说创作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活力，直到50年代末期，由于政治形势的持续“左”转，这个方向逐渐走入了褊狭的困境。但在此过程中，由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依然较多地留存有某些“隐形”的传统结构与叙述模式、民间性的艺术因素，因而得以保持相对丰富的审美内蕴和艺术价值。第二个时期是随着新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开放，小说也走上了不断变革创新之路，逐步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因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从1949年到1955年，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解放区小说传统的自然延续。这一时期的作家由三部分构成：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延安解放区来的作家；其次是从“国统区”，“被解放”的作家，他们原本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的自然延续者，但现在却不得不重新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反思；还有就是从海外归来的一派，居于少数，处境尤其微妙。解放区的小说传统中，原也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多元特性，但在建国以后，这个传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小说写作中的主题和意识宽度正在变得狭窄。这一阶段小说的创作实绩主要表现在中短篇领域。长篇小说因为创作周期长，多数作家准备不足，故数量较少。从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上看，此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最为活跃。在乡村题材小说兴盛的同时，“红色历史小说”创作也出现了较热的局面。
1956年至1962年的7年间，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之前的1年多的时间里，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勃兴，出现了“干预生活”和探求人情人性的热流，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李易的《办公厅主任》、李準的《灰色的篷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和《西苑草》、耿龙祥的《明镜台》、丰村的《美丽》、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几乎形成了建国后小说创作最兴盛的局面。二是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
从1963年开始，文艺界的风向再度出现了“左”转。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的发表，文艺界的极“左”思潮又迅速蔓延起来，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2．17年小说的历史特征及其局限。
答：前27年间，当代小说发展的单一化趋势，是由趋“左”的政治文化环境决定的。这当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建国之初的所谓“单一”其实是相对的，“单一”之中毕竟还保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丰富性。
就艺术形式和叙述特点来看，前17年的小说创作具有一种对于宏大叙事与“史诗”气派的热烈追求。几乎每位小说家都有这样的雄心：“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深刻地反映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从而“透露出中国的历史特点”；要写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等。这样的创作意图，使他们在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力图再现历史的进程和壮观的现实图景，追求大的时间跨度，要使事件处在“发展”当中，人物处在“成长”状态，要展开不同的阶级阶层的横向矛盾关系，以构成纵横交错的宏大格局。如红色历史叙述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此，《红日》、《保卫延安》、《红岩》等都是追求这种宏大场景、史诗规模与崇高风格的经典力作。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具有一定历史和时间跨度的作品，常常采取党史的结构模型作为叙事线索的方法，在结构上追求某种“断裂性”和“阶段性”的效果，以凸显关键性历史事件的标志性作用。如《红旗谱》的故事情节就是完全按照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设计的：在党的领导出现之前，老一代农民的反抗是自发的、盲目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第二代农民在遇到党之前，仍然在个人的小天地中彷徨；直到在接受了党的领导之后，才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小说的三部分分别对应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
这类经典性的小说往往具有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矛盾格局，这是作家将政治主题予以道德化处理的主要方式。一旦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历史便被分解成“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两种势力；人物便被划分成“好”与“坏”、“善”与“恶”、“革命的”与“反动的”两种类型；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被纯化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基本属性。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得小说在艺术上产生了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情节显得格外庄严紧张，从而造就了“革命叙事”所特有的“紧张美”，使小说的艺术情趣显得格外激烈、夸张，对比度异常强烈。
局限：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日臻模式化的“革命美学”规范中，还体现在：
首先，文艺观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在艺术上一味地强调“现实主义”，强调“典型塑造”，强调写出“社会的本质”，使小说艺术变成了社会形态的简单描摹。这种基于文学工具论而对“现实主义”所做出的片面化理解，极大地抑制了作家的创作力。典型的例子是柳青。柳青是一位很有才华和功力的作家，为了写作《创业史》，他甚至到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住了14年之久，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应是罕见的。没有人会怀疑作家“深入生活”的真诚态度，但他却未能写出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业史》，而是按照概念写出了一部“虚伪的作品”。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按照概念化的阶级属性来安排的，贫雇农最革命，中农易于观望摇摆，富裕中农自私自利，富农地主煽风点火阴谋反对。真正的创作还未开始，一切逻辑和结论都已被设定。还有，关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标准也是单一的，缺少个性和血肉，英雄人物不能有弱点，甚至不能有人道的情怀，不能有个人思想感情的活动。这样的观念导致了前17年小说包括人物塑造在内的总体内容上的干瘪和贫乏。
其次是题材的简单化和表面化。仅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创作的资源，把纷繁的大干世界、多样的社会生活，简单地分为“农村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这样几个方面，甚至以“工业题材”的概念，覆盖和遮蔽“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这样的普遍存在。而“城市社会”此前一直是作为小说艺术基本的叙述空间、对象和消费主体的，在当代却被压抑到一个政治生活的角落里。除了周而复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题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外，其他“工业题材”的小说基本上乏善可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由于作家的低能，而主要是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下，城市民间的社会生活情态被极度压抑乃至被删除了。城市的民间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等概念挂上了钩，被逼挤到了几近非法的边缘。这样原本一个生气勃勃、气象纷繁的世界变得单调而缺少生趣。只是在表现乡村生活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情况才稍好一些。
再次是批评的简单化和粗暴化。人为地划定种种禁区，动辄使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方式来批判作家。批评者常以“革命”和“正确路线”、“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的捍卫者和代言者的身份出现，使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反现实主义”等概念，来否定那些哪怕有一点点人性探求与情感实验的作品。不少即使是作家身份的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这样的“帽子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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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国后赵树理小说的主要特色。
答：《三里湾》首先尝试塑造了一系列“新人”形象：如品质高尚、朴实诚恳、一心为社员服务的村支书王金生；他的弟弟，聪明勤奋、热情淳朴的农村科技青年王玉生；他的妹妹，聪明利落、泼辣而有主见的玉梅；还有天真上进而又有些幼稚的范灵芝，刚正质朴、爱憎分明同时又有少许鲁莽的王满喜等。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对于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特别是通过以王金生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成功地对落后人物的说服、教育和斗争，最终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完成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必然性的印证。但总体而言，这些人物和赵树理早期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一样，略显单薄，缺乏深层的性格内涵与美感力量。
在人物刻画方面，相比之下，赵树理最擅长的依然是对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的塑造。比如一心要走个人发家道路的富裕中农马多寿，其顽固落后、狭隘自私的性格就被作家刻画得非常生动：作为马家大院的家长，绰号“糊涂涂”的他，对别人和集体利益常犯糊涂，但关系到个人利益时却精细无比；在家里，他独断专行，虐待儿媳，强行干涉小儿子马有翼的婚姻。
从艺术手法上看，《三里湾》延续了赵树理以往擅长以人物描写推进故事情节的写法，在稍显散漫的故事线索中，着力刻画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但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上看也有不足。由于力图展示人物转变、社会进步主题的需要，小说匆忙设计了几个弱势人物的“革命”和落后形象的转变，像马多寿的“变糊涂为光荣”显然来得突兀，天成的“革命”也显得急促和缺乏深层铺垫。
赵树理的后期作品，如《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等，都转而渲染了老一辈农民身上的传统美德，其作品中曾经活跃的小人物、中间人物，以及附着其上的喜剧因素和批判精神也随之隐没，几近沦为“先进人物特写”一类的东西。
4．《创业史》的特点和局限。
答：特点：如果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其文学观念大体上是从生活到创作的话，那么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的艺术倾向，则更接近于从观念到创作。这大约也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两个主要流向。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的创作是立足于农村现实生活的，其思想、观点和认识主要来源于生活体验；而柳青等人的创作，则主要是依据意识形态的观念，在把握农村文件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艺术虚构。赵树理等人善于表现农村的“中间人物”，在赞颂新生活的同时，对其落后意识和负面因素也进行讥讽和批判；而柳青等则致力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力求达到对于时代精神和历史方向的“本质的认识”。与赵树理等人小说的民间性视角不同，柳青等人的创作则表现出主流知识分子的理性眼光，从现行政治的高度俯视和指引着笔下的农村生活，将繁复的现实生活理念化。在表现农村生活的历史变动和塑造农村新人形象时，柳青等侧重于新的价值观念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注重发掘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因素。从艺术渊源来讲，柳青更多的是接受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某些艺术方法；而赵树理更多的则是吸收古代“话本”、民间“说话”等传统艺术资源。所以，当20世纪50年代末赵树理的小说受到批判的时候，取而代之并受到文艺界倡导的，正是柳青、王汶石和李準等人的新型农村题材小说。
局限：这种壁垒分明、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方式，奠定了当代小说中关于农村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最基本的叙述模式。显然，这是在理论观念指导下的一种编排方式。人物性格与立场的处理也是脸谱化和概念化的。其中，用力最多的人物形象是梁生宝。这是作者所要着力刻画的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形象，在其身上既有勤劳节俭、朴实忠厚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初步具备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胸怀开阔、大公无私、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小说虽然在局部也有很细腻精彩的描写，如他到郭县买稻种时的节俭、进山割竹子时的干练、整顿互助组时的顾全大局、吸收白占魁入社时的放眼长远等，但这一形象总体上仍然比较苍白和平面化，缺乏内在的丰富性、深度和应有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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